中东的战火敲打着全球经济最敏感的能源神经。国际油价大幅波动，通胀和利率的不确定性加剧，石油—美元体系裂痕加速全球能源格局和金融规则的重构。
泰国锦汇集团董事长黄勇捷表示，他从未见过泰国人如此有危机感。他在泰国经营光伏和储能业务多年，客户包括泰国警察和军队系统。最近几周，中东危机带来的能源恐慌情绪在泰国社会蔓延，并迅速转化为对新能源的极度渴求。
泰国媒体人阿丽居住在曼谷的一个单身公寓里，月薪约8000元人民币，但每月电费已超过400元。过去几年，电价不断上涨，电费支出占她工资的比例越来越高。她担心未来每年夏天电费会更高。由于住在公寓，阿丽无法安装光伏，但她几个住在别墅的朋友最近都在屋顶安装了光伏板。尽管需要支付约3万元人民币的初装费，但不必再为电费账单焦虑。她采访的一家泰国本地光伏安装公司，此前每周签订的意向订单只有十几个，但在最近一周，这个数字暴增到了一百多个。
中东危机打乱了东南亚的能源供应链。霍尔木兹海峡面临被封锁的风险，导弹和无人机不仅飞向军事目标，也瞄准了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的石油设施和天然气田。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短短几周内累计上涨超过40%，突破了100美元/桶的心理关口；亚洲液化天然气（LNG）现货价格翻倍，一度飙升至25美元/百万英热单位。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东南亚正经历一场由能源短缺引发的社会与经济连锁反应。
对于早已在此布局的中国新能源企业来说，这也是一种机遇。某国有汽车集团驻泰国的高管刘强表示，油价上涨对他们产业来说是巨大的机会。
普通人已经感受到中东战争的代价。近一个月内，泰国95号汽油价格暴涨约65%，柴油价格上涨约30%。民众的恐慌性抢购使全泰国日均燃油需求量从6700万升骤增至8500万升。油价上涨直接导致物流成本飙升。泰国某龙头快递公司高级经理潘先生表示，航空煤油价格翻了一倍，国际空运价格上涨了10%-20%。国内物流成本上升导致一系列生活物资涨价，边远乡村地区甚至出现加油站断供现象。
泰国只是东南亚能源危机的一个缩影。在菲律宾，吉普尼司机走上街头抗议。一名司机表示，以往每天跑三趟能赚取1000菲律宾比索，现在扣除暴涨的燃油成本，只能剩下200比索。在越南，河内的部分加油站减少了供油机位，民众在雨中排队加油。能源危机的冲击沿着经济、社会、政治三条路径在东南亚迅速传导。经济层面的痛感最为直接，除了通胀加剧，资产管理公司VinaCapital警告，若冲突持续，越南2026年经济增长率恐衰退2%；菲律宾比索兑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
压力之下，多国采取极端节能措施：菲律宾部分官员转为每周工作四天以减少政府能耗，越南呼吁居家办公，泰国总理要求官员走楼梯代替电梯。这场由中东战火引发的蝴蝶效应之所以能在东南亚掀起巨大风暴，根源在于该地区失衡的能源结构和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过去十年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制造业转移，东南亚的能源需求激增，但本土油气产量下滑。为了支撑庞大的工业体系和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消费，东南亚国家不得不将能源生命线紧紧绑定在全球市场，尤其是中东地区。
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去年每天有平均2000万桶原油和石油产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亚洲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中，有近三分之一需穿过这片海域。当战火威胁到这条能源大动脉时，东南亚国家发现自己几乎没有任何战略缓冲余地。菲律宾96%至98%的石油来自波斯湾，越南和泰国的这一比例也分别高达80%至87%和56%至74%。泰国60%的电力依赖天然气发电，其中一半需要从国外进口。再过一个月，泰国的能源储备将几乎消耗殆尽，同时迎来用电高峰。越南的处境更为尴尬，对中东原油依赖度极高，且原油战略储备仅够维持20至30天，缺乏炼油能力，汽柴油需要从韩国、中国进口。
在中东动荡之前，东南亚各国政府已经试图调整能源战略。越南最新修订的国家电力发展计划首次将储能系统纳入国家级发展蓝图，明确提出到2030年储能装机总规模目标约10-16.3GW，并计划于2026年推出两部制电价机制，加速储能项目商业化盈利。泰国则从2025年起立法要求新建光伏电站配套储能比例不低于15%，并鼓励个人家庭用户安装屋顶光伏，安装费用可以抵扣最高折合人民币3.9万元的个人所得税。这正是阿丽观察到的光伏安装公司订单暴增十倍的重要前提。
此外，AI热潮叠加能源危机，正在催生东南亚数据中心对绿色电力的爆炸性需求。以马来西亚为例，其拥有东南亚最大规模的数据中心项目储备，规划容量达3.4GW。高昂的化石能源成本和碳排放压力迫使科技巨头急需寻找稳定、廉价的绿电供应，这不仅拉动了本地的新能源基建，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B2B市场空间。
然而，中国新能源企业在东南亚的落地并非一帆风顺。泰国光伏市场分为三个层次：政府和军队的订单利润丰厚，但门槛极高，几乎被泰国本地公司垄断；针对个人用户的业务同样门槛很高，需要取得本地老百姓的信任，具备本地销售和售后服务能力，没有多年深耕经历的中国企业很难打开局面；夹在中间的工程类订单——例如给工厂做屋顶光伏——才是中国厂商的主战场，但这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价格战激烈，利润微薄。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将于2026年4月1日后取消光伏产品的出口退税，生产厂商成本被迫上涨，工程商在海外的利润空间将进一步被挤压。
越南的情况同样充满挑战。越南低谷电价0.4元，高峰电价高达1.1元，企业急需用新能源降低成本。但现实中，中国的光伏公司主要服务于在越南设厂的中国企业，客户群体单一，价格战同样激烈，利润微薄。3月中旬，中国光伏龙头晶科能源甚至关停了在越南北部的光伏组件项目。
更深层的阻力来自地缘政治的连锁反应。越南宏发设计装饰公司高管刘西权表示，目前企业还是观望为主，虽然能源安全受威胁，但关税的威胁更大。平阳省加油站的供应在战争刚开始时非常紧张，后来渐渐宽松，但最近又开始紧张了。许多航班停飞，企业担心美国关税政策变动，都很谨慎。越南工厂依赖对美国的出口盈利，虽然2025年7月美越达成贸易协议框架，美国将威胁的46%对等关税改变为20%，但最近美国重启了301条款调查，越南也在被调查之列。
除了关税威胁，日益高筑的贸易壁垒与本地化要求也成为新挑战。为了规避高额进口关税，中国车企不得不掀起本土化建厂热潮。印尼等国出台了严格的电动车新政，要求到2026年四轮及以上电动车本土化率必须达到40%，2027年提升至60%。这意味着中国企业不能再仅仅依靠出口产品，而必须在当地建立完整的供应链，这无疑大幅增加了重资产投资的风险与运营难度。
尽管阻力重重，但在当下，危机带来的限时红利依然庞大。泰国电动摩托车企业GreatProject CO创始人李锋表示，战争会加速电摩的发展，就像2020年疫情加速了网购一样。李锋在泰国打拼了十年，发现这几天进店看车的人明显增多，原来每天20-30人，现在超过50人。在泰国，本田、雅马哈等日本品牌在燃油摩托车市场占据主导地位。面对这种品牌壁垒，李锋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将销售网点建在远离大城市的外府和乡村地区，精准定位老年人和女性用户。他从中国采购零部件，在泰国组装并打造自有品牌，三年间建成30多处网点，月销量达到1000辆。借着近一个月油价暴涨，李锋正计划在曼谷等大城市推出电动摩托车出租模式，绕开与日本品牌的正面竞争。
这种由高油价倒逼出的电动化转型，同样发生在汽车领域。某国有汽车集团驻泰国的高管刘强表示，纯电动车在泰国的渗透率2023年只有10%，目前接近50%。更具历史意义的是，2026年1月，中国品牌在泰国的市场份额首次超越了长期霸榜的日本车。不过，面对这波红利，从业者依然保持清醒。订单反应需要时间，但车企都在积极调整全球布局，把握时机。总体市场是下滑的，竞争对手也会加大促销力度，中国车企无法盲目乐观，另一方面，中国车企也在谨慎应对生产成本、原材料成本上升带来的冲击。
无论如何，多位人士认为，这场危机将会迫使东南亚重新审视其能源政策。过去，能源转型被定性为“气候议题”，其紧迫性取决于政策意愿和碳排放目标。但在这一个月之后，它变成了“安全议题”。这种改变对中国新能源企业来说是最重要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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